在我们住进卡尔家后的一个星期,乔治就带着另外一个男仆为我们送来行李，同行的还有我的律师,他特地前来处理海难之后的各项保险理赔事宜。我们带上船的东西几乎都沉入了大海，而我们在登船前，为所有的登船人员以及财物分别在三家公司购买了保险。现在,我们需要向三个保险公司寄出书面通知文件，填写出险通知书，并列出索赔清单。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为随我们一起出行的几个男仆的家人索取保险赔款。这几个男仆都在海难中丧生,这对他们的家人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亲人,更是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我对他们的遇难一直心怀愧疚，如果不是我，他们也不可能登上泰坦尼克，而且在海难来临之时，还在帮忙寻找萝丝。如今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争取尽可能多的赔款，以及一笔慰问金。

　　在这场海难中获救男士中，除了在右舷登上救生船的绅士们因为是得到了船员允许以及一定身份地位的原因，没有收到太多的舆论责罚，几个后来趁机偷偷上船逃生的，比如伊斯梅先生，都受到舆论一边倒的批评与讽刺。伊斯梅先生被迫辞职，有一位男扮女装上了救生船的日本官员也被迫辞去职务。

　　有反面教材，必然要树立正面人物。母亲在泰坦尼克沉没后，第一个站出来，不畏船员的威胁，要求回去救人的事，被一位当时目击了全过程的也在救生船上的乘客告诉给了报社记者，报社的记者立刻用极为煽情的文字，将母亲塑造成了一个伟大而无私，又无所畏惧的模范母亲，并把那些落入冰凉的海水中的乘客得以获救的功劳放在了母亲的身上。

　　这段故事我从没有听她提起过，直到在早餐桌上看到了报纸，才知道我们能够及时获救，是由于母亲的抗争，说真的如果再晚来几分钟，不知道当时几乎半昏迷的我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母亲的事迹被发表出来以后，据来自阿克顿的电报，自英国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后，不少人都给母亲寄了信，到处都是一片赞扬之声。母亲的声誉顿时水涨船高，不过她倒是一点都不引以为豪，她私下里告诉我，她再也不想回忆那个晚上了。

　　在得知卡尔就是母亲救上来的消息后，霍克利夫人和母亲的关系突飞猛进，两个人就像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好闺蜜一样，形影不离，我们总能看到她们两人坐在一起，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掺杂在一起聊天。

　　鉴于我的身体恢复的比较慢，锁骨骨折尚未痊愈的乔治决定让他带来的男仆半夜歇在我的房间，这个男仆的母亲曾经做过护士，他跟着她学过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乔治希望有他在，我能够得到更全面更细致，以及更加专业的照顾。

　　我当然不可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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