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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复杂的政治与财政加司法等各方面的问题，实在不是两个初出茅庐的书生可以解答的。况且，就算把现在的兵部和刑部加户部尚书都拉过来，他们也解决不了这些难题。

　　这是大明立国之初就弄出来的麻烦，而且时间越久，大明的政治和财政再加上军事体制就越来越僵化，官僚们没有从根部挖掘彻底重新栽一颗新树的魄力和勇气，而只是在病树上修修补补。

　　比如卫所僵化就用募兵，而且为了解决武官素质越来越低下的麻烦，正统年间皇帝派出大量文官帮助卫所官员统计卫所的生产，粮食入库，账目，兵员统计等后勤工作，后来则引为常例，于是渐渐有了兵备道这个常设的文官，接下来都指挥使就成为文官的下属，一切后勤仓储等工作都由文官来完成，这种变化被称为文官特别压制武官的一种手段，但如果从体制上来说的话，这种变化也是无可避免的。国初的时候，明太祖养金吾卫五千多官兵，他分定了五千多户农户，并且让这些民户每年送粮食到每个士兵手中，这样的话，国家少了很多事，而士兵不得冻饿，百姓也完粮纳税，不需经过官府。设想是好，但完全是空中楼阁，在洪武年间这种办法就取消了。

　　至于税收，明朝开国之初重金属极度匿乏，于是以实物征收为主，从宋朝的繁富回到了两汉时代的传统征收法，而且为了与民安静，征税的税率被压的很低，低税在国初时是与民休息的好办法，好比小树新种，需得浇水积肥，让它慢慢成长。但一个国家，岂能在财政上完全没有变化？国初时的情形和现在已经决然不同，但税制定而不变，量出为入，又因为采银渐多，除了实物之外，国家又以银本位为主，正税之外的不足，只能依靠加税杂项，而正税之外的收入，用处繁多，没有完整统一的使用办法，要么不足，要么重复浪费，其中的弊端不可胜数。

　　有操守的地方官员，用度远远不足，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有问题，而洪武之后，文官在杂项之外巧立名目，收入自然又远非俸禄可比，财政不足，俸禄过底，杂项过多，则吏治大成问题，地方事物，官府当然无力过问。有明一代，最能体现国家关注民生的水利一项，多半是出了问题和乱子之后再派大员和调集物资去亡羊补牢，而不是每年提出计划，按时按季的修补。这种现象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赋税不足，国家在财政制度上的僵化等等，一方面是横征暴敛，百姓觉得上拨征税的才走，下拨已经过来。而与此同时，国用不足，府库空虚，大明建立不过百年就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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