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因为出现了新的线索,在吵吵嚷嚷了小半年之后，终于还是被最高院发回重审。最终到底会维持原判，还是改判,谁也说不清楚。

　　但调查审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已足以让媒体口诛笔伐。

　　很难说得清对错。

　　十六年前，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这起离奇案件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不容人杀人吃人的恶魔存在于世,他们必须从赵平章这里得到一个答案。

　　十六年后，人们呼喊着公理和正义,抗议着黑幕和内情,努力地找寻着当年那些人的错处,他们又想从赵平章的身上得到一个答案。

　　十六年前,赵平章临危受命,公众和舆论将他推到风口浪尖；

　　十六年后,新时代旧案重提,公众和舆论再次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这些人是原来的那些人,还是又换了一批呢？

　　程白想，其实是与不是都不重要。

　　她就坐在旁边,并没有打扰赵平章。

　　自打此案在最高院那边一遍一遍复议的时候,这位老教授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不仅来自公众和舆论。

　　也来自内心。

　　在这种时候，总要有一个人,能抛开这些感情的、负面的情绪，理智地思考，想想在这个案件重审的过程中以及最终重审结果出来之后,赵平章要怎么处理所要面临的问题。

　　过了有十分钟，程白才慢慢道：“十六年前警方办案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各种证据收集和检测手段甚至都还没建立起来，法院的审理那时候也是另一套规则。您已经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了。”

　　赵平章两手压在额头，闭上了眼。

　　程白又道：“从案件审理开始到做出判决，您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接下来只需要在面对相关调查的时候，找到正确的应对方式，说正确的话就行了。”

　　“可我的确认识当时检察院的公诉人。”这是最近媒体爆料出来的，网友根据这一点攻讦这一场审判可能是早就定好的结果，只是为了尽快结案给上面一个交代，“我跟郑友明曾一同出国访学，在美国待过好几个月。”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避嫌的问题。

　　同在公检法体系内，大家相互之间打交道再正常不过了，而原本不认识的人在不同机构的推介下出国访学因而认识，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阴谋论之下这都是“错”。

　　嫌疑人孙宝山为什么在一年后改了原本真实的口供？

　　还不是因为公检法体系施加的压力。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负隅顽抗，始终坚称有那一声枪响，自己是自卫，最终也许是无罪，也可能不知悔改，直接死刑；但如果认罪态度良好，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基本可以避免死刑，法院也能尽快结案。

　　在国外这叫“辩诉交易”。

　　但在国内普遍不被接受。

　　大众完有理由怀疑这一起案件之中存在这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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