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就意味深长了。
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是王安石主导的变法，但官家这一句‘群策’就将原先突出王安石的变法地位，进入‘群策’地位中。
变法的主张是众人的意见，不是你王安石一个人的意见，最后成为朕的主张。
朕才是主导变法的人。
简而言之，有没有你王安石，朕都一样变法。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以后都是这样。
王安石对官家的言下之意，恍然不闻。
王安石继续道：“如今朝廷之政归于中书，中书之责在于陟降左右、措置机务、进退人才。这天下之事，无不在中书所辖。”
“臣有二事不知，从今以后中书宰辅之选，到底是异论相杂，还是遵从新法中而进？中书之事权又如何收束？”
“诚留待陛下圣断！”
面对王安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从前面检讨自己用人之失，引出以后选拔中书宰执，如何从官员选拔？
后一个则是针对朝野对中书权力过大的批评。
对于王安石抛出这两个问题，官家自不知如何回答。官家虽然亲政十年，但这等难事还是招架不住。
官家当即点了王珪来答。
王珪道：“臣以为当然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新法，宰执皆以萧规曹随之政为美！”
元绛则道：“臣以为中书之责不在于建明，而在于守成！当选善于守成之臣。”
官家看向了章越，百官亦齐然看向了对方。
章越道：“启陛下，孔子曾言，殷（礼）因于夏礼，有所损益，周（礼）因于殷礼，有所损益。如此继周（礼）者，虽百世，损益亦可知。”
“（周）礼之用，和为贵，故而周礼‘和为贵’，诗经‘思无邪’，乐则‘尽善尽美”，故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故臣以为为政之道，在于因地制宜，随时上下有所损益。”
章越言毕，百官们纷纷点头，众言称是。
官家面露大喜之色。
王安石亦有所动容。
这诗经可以理解为文化，周礼可以理解为制度。
我华夏文化的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然而一朝又有一朝差别，甚至每个帝王，宰相都有不同行事风格，因文化制礼乐，其中自然有继承，发展，废除。
基于文化，立下制度，最后以乐相同。令每个生活在华夏的百姓，无论贵贱贫富都能其乐融融，而不是依靠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章越继续道：“至于中书之权，大体在于平章参政，细务在于宰属。”
“中书检正，堂后官几乎宰相之手足，不宜再兼任其他差遣，以为收束。”
中书几位检正官如吕嘉问等都有兼其他差遣。
中书是决策机构，宰属为宰相之属不宜再插手行政之事，这既是王安石省细务论大体之道，也是约束中书权力的办法。
所以王安石为了变法时操作方便，常让几个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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